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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352場瘟疫,中醫從未缺席

2020-03-16  八面楚風
    據天津中醫藥大學的王玉興教授2003年發表的《中國古代疫情年表》統計,從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的2154年里,中國共發生有史可查的瘟疫352場。在戰勝歷史上為數眾多的大規模瘟疫的過程中,中國傳統醫學沒有一次缺席。

    那些懸壺濟世的醫生,古往今來均為世人所景仰,人們尊稱他們為“郎中”“大夫”(古代官職名稱);對于拯救蒼生的“大醫”,老百姓敬他們為“醫圣”“藥王”,世世代代感念其恩德。



    1

    第一位“坐堂醫”,衙門里看病


    東漢末年,時局動蕩,戰亂頻發。

    旱災、蝗災、地震接踵襲來。

    瘟疫一觸而發。

    157年(漢桓帝永壽三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為5648.6萬;到了280年(晉武帝太康元年),一百余年間,人口跌至1616.3萬,簡直可以說是“斷崖式”下降。

    人口銳減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頻繁發生的瘟疫。

    僅在公元196年—220年(漢獻帝建安年間),有史可查的大規模瘟疫就發生了5次:

    196年(建安元年),北方大面積爆發瘟疫;

    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荊州遇瘟疫,“吏士多死”;

    215年(建安二十年),孫權征合肥遇瘟疫,“吳疾疫”;

    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江淮流域大疫;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江東地區大疫。

    當時,南陽郡涅陽縣(今屬河南省鄧州市)有一個張姓家族,全族總人口有200多,從建安初年開始,不到10年,2/3的人身亡,其中死于傳染病傷寒的占70%。

    將上面這件事記錄下來的是這個家族里一名叫張機的人。

    張機,字仲景。

    據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記載:“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瘟疫是各種傳染性疾病的總稱,人們稱這種病為“溫病”“熱病”“傷寒”。

    張仲景原本已被舉為孝廉,仕途前景一片光明。孝廉是漢代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通過察舉,推薦在孝與廉方面表現突出的人來做官。這個名額相當寶貴,20萬人口以上的郡國每年只能推薦1人,20萬人口以下的每2年推薦1人,全國每年只有數十人有幸得到這個機會。

    然而,目睹身邊的人連遭不幸,張仲景立志從醫,拜本郡名醫張伯祖為師,沒日沒夜地刻苦鉆研醫術。

    他在醫學方面展露出驚人的天賦,醫術逐漸超過了老師。他的主攻方向就是瘟疫,取得了許多診斷和治療的經驗。史載,“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襄陽府志》)

    一個人本事再大,在大規模疫病面前也是杯水車薪,懂得瘟疫防控與治療的醫生越多,老百姓的生命才越有保障。為此,張仲景撰寫了《傷寒雜病論》一書,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

    他將各種“傷寒”分為6大病種,并根據其臨床上的不同表現再逐一細分,針對每種病分別給出治療手段和藥方。

    《傷寒雜病論》中載有方劑113個,張仲景的另一部醫學著作《金匱要略》中載有方劑262個,除去兩書重復,實收方劑269個,有些至今還在被人們所使用。

    比如:

    白頭翁湯:治療痢疾;

    白虎湯:治療乙型腦炎;

    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肺炎;

    大黃牡丹皮湯:治療急慢性闌尾炎;

    茵陳蒿湯:治療急性黃疸型肝炎;

    烏梅丸:治療膽道蛔蟲癥;

    炙甘草湯:治療心律不齊;

    ……

    不僅如此,《傷寒雜病論》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制定了診斷標準和治療規范,這種先“辨證”再“施治”的方法一直被后世中醫所推崇。

    更值得后人欽佩的是,在擔任長沙郡太守(相當于現在的市長)期間,張市長每天要處理很多公務,忙得不可開交,即便如此,他仍堅持給百姓看病。

    平時還好,瘟疫流行時,大量染病的老百姓就醫無門,張仲景想了個辦法——每個月留出固定時間,官府衙門不處理其它公務,讓百姓們進來看病,診斷、治療的地方就設在官府大堂上。

    張仲景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坐堂醫”。

    ▲張仲景畫像。

    2

    首部“抗疫手冊”,老百姓的救命書


    晉朝有一位著名醫學家,名叫葛洪
     
    他13歲喪父,家境貧寒,早早扛起了養家的擔子。可貴的是,在困境中葛洪也沒有放棄學習,他用砍柴所得換回紙筆,一有時間就學習,尤其精研醫術,常至深夜。
     
    鄉人稱他為“抱樸之士”——堅守初心、懷抱純樸、不受制于物欲的人。葛洪遂以“抱樸子”為名號。
     
    在葛洪的一生中,有多次仕晉機會,本可以當很大的官,但是,葛洪潛心懸壺濟世、無意于官場。在行醫過程中,他接觸到大量身染“急病”的百姓。
     
    注:“急病”也是當時人們對瘟疫的一種叫法。
     
    人們對這些洶洶來襲的傳染病非常恐懼,稱之為“天刑病”,認為這是天降的災禍,是鬼神作怪。
     
    葛洪不以為然——生病跟鬼神有什么關系?是因為中了外界的毒氣!民間急需解毒救命的藥方!
     
    這位醫生不僅研發出對癥的良藥,還處處設身處地地為貧苦的老百姓著想。比如:
     
    考慮到普通人吃不起珍貴又稀罕的藥材,他精心挑選出許多容易找到、價錢不貴的藥材來治療“急病”;
     
    考慮到大眾文化程度,他寫藥方和療法從不故弄玄虛,都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寫下來,成就了著名的醫學著作——《肘后備急方》。
     
    “肘后”,意為可以常常備在肘后,隨手可以拿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抗疫應急手冊”,它改變了之前那些救急藥方不易懂、藥難找、價錢貴的弊病,成為老百姓的“救命書”。
     
    書中記述了當時較為流行的各種急性病癥的治療方法,其中對天花、恙蟲病、腳氣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均屬首創。
     
    書中還給出了治療狂犬病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殺掉咬人的狂犬,取出腦漿敷在患者被咬的地方。“乃殺所咬之犬,取腦敷之,后不復發。”(《肘后備急方》)
     
    這是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辦法,為了不患上某種同樣的疫病,人們用搗碎、研磨等物理辦法把發病個體的組織、臟器等制成“藥物”,其作用相當于原始疫苗。
     
    大約1500年以后,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領導的研究小組發現在受感染動物的腦組織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將其接種到兔子的腦中,終于研制出狂犬病疫苗。

    ▲葛洪畫像。

    3

    救命藥方,為何刻在石碑上?


    被后世尊為“藥王”的孫思邈,少時喜歡讀書,涉獵廣博且天賦極高,7歲能識1000多字,在那個時候十分了不起,又能背誦許多典籍,被人稱為“圣童”。20歲時能暢談老子、莊子學說,精通道家經典。
     
    但是,他很早就身患疾病,為了治病幾乎傾家蕩產。在這樣的環境下,孫思邈逐漸留意醫書,進而立志從醫。

    “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備急千金要方》)
     
    北周時楊堅執朝政,聽聞孫思邈名聲,欲招其為國子博士,孫思邈沒有接受,一心致力于研究醫術。
     
    唐朝建立后,太宗皇帝李世民也想召他來京師長安授予爵位,仍被孫思邈拒絕。與當官相比,他更愿意在鄉間為百姓醫病。
     
    唐高宗時,朝廷授予孫思邈諫議大夫一職,皇帝希望他留在太醫院,礙于情面,他推薦了徒弟劉神威入職,自己終身不仕。
     
    他平時親自上山采藥,又窮搜民間驗方、秘方,針對各種流行性疾病進行了深入研究,經常冒著被傳染的風險親自為病人診治。
     
    孫思邈不斷總結臨床經驗,撰寫了《備急千金要方》等著作,為對抗瘟疫和醫學科技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備急千金要方》是一部臨床醫學百科全書式的巨著,被國外學者推崇為“人類之至寶”,在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上創造了許多項“第一”。
     
    比如:
     
    第一次系統而完整地論述了醫德;
     
    第一次提出“防重于治”的醫療思想;
     
    第一次倡導建立婦科和兒科;
     
    第一次系統地研究和治療麻風病;
     
    第一次提出復方治病理論;
     
    第一次提出多樣化用藥治療牙病;
     
    第一次提出用草藥喂牛用其牛奶治病;
     
    第一次提出針灸在防病中的作用;
     
    第一次提出并試驗成功野生藥物家種;
     
    第一次用胎盤粉治療疾病;
     
    第一次用砷劑治療瘧疾病;
     
    第一次提出霍亂由飲食所引起;
     
    第一次發明和使用了導尿術;
     
    ……
     
    《備急千金要方》又稱《千金方》,取“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之意。雖貴比“千金”,但孫思邈從不以此牟利,全部無私地奉獻給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
     
    后來,人們干脆把書中最常用的方劑刻在石碑上,供更多的人傳抄和使用。
     
    現在,人們來到陜西銅川藥王山,還可以看到多通刻制于古代的石碑,上面有從《千金方》中摘選的重要急用藥方近千副。
     
    注:孫思邈晚年隱居于家鄉京兆華原五臺山(今陜西省銅川市耀州區藥王山)。
     
    金錢、地位、權勢,在孫思邈心里,全都比不上“濟世活人”。
     
    孫思邈認為,品德、醫術俱優的醫生,為人治病時一定要安定神志,無欲念、無企求,對病人有慈悲同情之心;
     
    不管病人貴賤貧富、老幼美丑、是仇人還是親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人還是一般朋友、是愚笨的人還是聰明的人,都要一視同仁,當作親人對待;
     
    醫生看到病人的煩惱,要像自己的煩惱一樣,不避忌艱險、晝夜、寒暑、饑渴、疲勞,全心全意地去救護病人,不能推托和擺架子。
     
    做到了這些,才能稱得上“大醫”——心系蒼生的好醫生。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
    孫思邈《大醫精誠》
    ▲孫思邈畫像。


    4

    散盡千金,不當首富當“大醫”


    被譽為醫學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自幼聰穎,喜歡讀書。其家族世居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是本地詩禮傳家的豪門望族。李杲這一支是當地公認的“首富”。
     
    他年輕時與許多有名的文士交往,無論做官還是從文、經商,都有一個錦繡前程,直到20歲的一場悲劇,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那一年,母親王氏在一場瘟疫中不幸染病,請來了醫生,卻不治而故。李杲痛悔自己不懂醫術而痛失母親,于是立志學醫。
     
    李杲家鄉附近有一位名醫,名叫張元素,號稱“燕趙名醫”。于是,李杲不惜捐千金拜其為師,不久后“盡得其學,益加闡發”,名聲超過老師。
     
    那時候瘟疫很流行,有一種俗稱“大頭瘟”的傳染病很難醫治。得了這種病的人憎寒發熱、頭面紅腫、咽喉疼痛,繼則惡寒、口渴、煩躁不安,咽喉腫痛加劇,嚴重者導致死亡。
     
    醫生們查遍方書,也未找到對癥藥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病人一個個無助地死去。李杲感到悲痛,更加廢寢忘食地探求該病的發病原因及治療辦法,終于制出特效方劑,療效十分顯著。
     
    這可是“救命藥方”,如果以此獲利,肯定瞬時暴富。
     
    但李杲卻讓人把藥方刻在一塊木板上,懸掛于人群聚集之處,供大家抄寫和使用。
     
    李杲臨終前將平生所著醫書一一交給弟子,特別囑咐他們做好保管和普及推廣,讓自己的研究心血惠及萬千百姓。

    5

    族長自學,成“瘟疫克星”


    明朝末年,大疫流行。
     
    崇禎十五年(1642年),全國瘟疫大爆發,乃至“一巷百余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僅存者。”
     
    醫生們用前代積累起來的治療瘟疫的經驗去應戰,療效不很理想。原因不難理解,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在發展,疾病也在變化,一些過去的疾病出現了新變異,一些過去沒有的疾病出現了,要戰勝疫病需要醫學創新。
     
    一位專攻瘟疫的名醫扛起了重任,他的名字叫吳有性,字又可。

    ▲吳又可劇照。
     
    據《凈志庵碑記》記述,吳有性是明末清初之際江蘇吳縣的一名族長,他的父親是一位鄉村醫生,善于治療疑難雜癥。受到父親的影響,又目睹了當時大面積爆發瘟疫的慘狀,吳有性開始刻苦研究醫術,立志找到戰勝瘟疫的方法。
     
    以往的醫生大多認為,“五行之氣”是瘟疫發病原因——一年各季中時序有提前或錯后,會造成“非其位則邪”,因而致病。
     
    經過長時間研究和臨床實踐,吳有性認為,此說不足以概括所有瘟疫發生的原因,進而提出:天地間還存在著—種“異氣”,或稱為“厲氣”“疫氣”,這種“氣”每年都存在,其盛衰多少與所在地區不同、四時變化等有關,一旦感受這種“異氣”,可使老少俱病。
     
    該理論后被現代醫學、微生物學所證實。
     
    在此基礎上,他撰寫了《瘟疫論》一書,是中國古代瘟疫學的集大成之作。書中不僅詳細解說了瘟疫產生的機理,還重點介紹了治療各種疫病的方法,形成了系統的瘟疫學體系,這一成就較西方領先了至少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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