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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助產士:2300年來,改革家的悲劇鏡像

原創
2020-03-20  最愛歷史...

    司馬遷在《史記》里寫過一個極其戲劇化和諷刺性的情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一幫舊貴族告發商鞅意欲造反。新繼位的國君秦惠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連夜逃到秦國邊境,準備投宿旅店。

    店主不知道眼前這名落魄的逃亡者是何人,只是一再要求他出示身份證明才能住店:“商君有令,容留他人無證住店,店主要連坐判刑。”

    商鞅長嘆一聲:“哎呀!想不到我的新法,貽害到了此等地步!”

    最終走投無路的商鞅,下場很慘,有的史書說他被殺后遭車裂示眾,有的史書說他直接被處車裂之刑而死。

    司馬遷說,商鞅這是作法自斃,活該。

    兩千多年來,關于商鞅及其變法的是非,毀譽無常。由于司馬遷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儒家在帝制時代的強勢地位,作為法家實踐者、改革家的商鞅,基本處于毀大于譽、貶大于褒的狀態。

    那么,商鞅究竟是否被污名化了呢?

    他的改革催生一個強國,本人卻慘死,被非議兩千多年

    ▲商鞅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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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時代,那些看人很準、眼光夠毒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

    商鞅就是這種人。

    他名義上是衛國國君之后,實際上頂多算個沒落貴族,也要像當時的游士一樣,憑一張嘴推銷他的政見換口飯吃。

    史書說他“少好刑名之學”,對李悝吳起在魏國的變法十分欽慕。公元前365年左右,在他大概30歲的時候,商鞅跑到魏國當了相國公叔痤[cuó]的中庶子(家臣)。

    公叔痤發現商鞅是個奇才,就趁著魏惠王探視自己病情的時候,向魏惠王推薦了商鞅,說在我死后,可以讓這個年輕人接替我的職位。魏惠王聽后,沉默不語。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跟魏惠王耳語,說,大王如果不用這個年輕人,就一定要殺掉他,不能讓他為別國所用。魏惠王點頭答應。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召來商鞅,把剛才的事情跟他講了一遍,然后說,我是先君后臣、先公后私,魏惠王要殺你了,你趕快逃跑吧。

    商鞅卻從容地對公孫痤說:“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

    他沒有立即離開魏國,魏惠王果然既沒想重用他,也沒想殺掉他。

    雖然性命無虞,但商鞅的內心應該是悲涼的:沒有什么比自己被當作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更讓他難過的了。

    公元前361年,公孫痤死后,商鞅獲悉西邊的秦國剛繼位的新君秦孝公正在誠意求賢,便帶上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而去。

    當時的秦國僻處西邊,中原諸侯會盟都不帶它玩,把它當作夷狄。秦孝公很有志向,想要恢復300年前秦穆公時期的霸業,重奪失去的土地,最主要的,要讓中原諸侯瞧得起。說白了,秦孝公要搞變法圖強,這也是整個時代的趨勢,魏用李悝,韓用申不害,楚用吳起,都是如此。

    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史上制度變革最劇烈的時代之一。這不難理解,諸侯國之間的軍事競爭,是牽引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弱國求存,強國爭霸,何其慘烈。于是,如何實現富國強兵,就成為時代精神的主題。

    商鞅入秦后,四次面見秦孝公,陳述治國之道:

    第一次談堯舜帝道,秦孝公聽得快睡著了;

    第二次講禹湯文武之王道,秦孝公還是昏昏欲睡;

    第三次講霸道,秦孝公這才打起精神,覺得還行;

    第四次詳談強國之術,秦孝公大悅,“語數日不厭”。

    商鞅的師承雖然有儒家的影子,但他的偏好和主業是法家,而且他是帶著《法經》入秦的,但他為了試探秦孝公的信仰和決心,不惜多次“釣魚”,言不由衷地大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最后才講到重點。

    其實他早就看出秦孝公想要什么,秦孝公要的是一套速效的強國之術,你不要跟我講百年大計,我要的是立竿見影。

    好巧,你想要的,我正好有。

    商鞅通過放長線釣大魚,跟秦孝公達成了共識。舞臺搭好了,就等他登場。

    他的改革催生一個強國,本人卻慘死,被非議兩千多年

    ▲秦孝公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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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對秦孝公和商鞅來說,他們還有共同的障礙需要面對。

    秦孝公的意圖很明顯:“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我想變法,讓秦國強大起來,但我怕天下非議。所以他很聰明地把商鞅推到前臺,作為自己變法的一個工具。

    商鞅秉著秦孝公賦予的權力,當然也要頂著一切沖向秦孝公的壓力和非議。這是他們二人在無形中達成的契約。

    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與商鞅進行了一場“秦國要不要變法”的大辯論。歷史上,每次變法改革之前,都會有對立的雙方進行類似的辯論,但有意思的是,辯論的議題永遠是“要不要變”,而不是“怎么變”。這就導致雙方都容易走極端,不愿變的人會失去更多,而主張變的人往往在最后遭到反撲,也會失去很多。假如雙方辯論的焦點能集中在“怎么變”上面,或許會是更好的博弈,但這只是“假如”。

    事實上,這是一場結果已定、純屬象征性走過場的辯論。旁觀者都知道,法是秦孝公要變的,但舊貴族代表還在糾纏這一點,說不能變啊不能變。商鞅則很明確地拿強國利民說事兒,只要是強國利民的事,沒什么不能變的。他的原話是:“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誰能擊中秦孝公的內心,已經不言而喻了。

    隨后就是我們從小熟知的“徙木立信”。變法開始了,為了向民眾傳達國家誠信、令出必行的決心,商鞅命人在南門立了一根木頭,誰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給予十金賞賜。沒人信,賞金提到五十。有一人抱著試試的心態,結果真的拿走了巨額賞金。

    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來強調誠信的重要性,但商鞅為什么會采用這么無聊的方法來建立誠信呢?搬一根木頭根本用不著這么多錢,而且從南門往北門搬木頭的意義何在?這根本就像是江湖術士憑空構建的一個場景,而不是現實需要的生活或勞動場景,難怪圍觀的人很多,但動手的人幾乎沒有。因為所有人覺得這個事情本身就很荒誕不經。

    但這或許才是商鞅的本意:你們不用管這件事合不合邏輯,也不要質疑,你們只要照著做,就能獲得超出預想的好處。

    我要推行的變法,就是另一個場景的“徙木立信”,聽話的人有糖吃。

    至此,商鞅通過辯論搞定了貴族階層,通過立信搞定了平民階層,變法大幕拉開了。

    史載,商鞅變法分兩次進行。第一次變法的要點是,在戶籍上實行什伍連坐,開告密揭發之先河;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廢除世襲,建立二十等爵制。第二次變法的要點是,開阡陌,廢井田,土地歸為私有;廢封建,立郡縣,官自天子賞;統一度量衡;為統一思想、明確法令,排除復古思想的干擾,下令焚燒《詩經》《尚書》以及諸子百家的著作等。

    總體來看,商鞅變法的主導思想來自管仲“利出一孔”的主張,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國人的一切獲利機會甚至生存機會。

    而商鞅為秦國設計的這個“孔”,就是耕戰。老百姓響應國家號召,開荒地,種莊稼,并積極參軍打仗,把這兩件事做好了,就能獲得國家獎賞,包括贏得爵位,實現階層躍升。其他從事與耕戰無關工作的人,不管是貴族、商人還是游士,則都在國家的打擊和羞辱之列。

    通過這個“孔”,商鞅實現了變法與秦國參與諸侯爭霸的利益對接:打仗所需要的充足的糧食、英勇的戰士,這下全都有了。尤其是首功”制度,推崇在戰場上砍下敵人的頭顱來記功,以斬獲人頭的多少來確定賞爵的級別。這項制度,使秦人成為嗜戰的戰士,一上戰場,“左挈人頭,右挾生虜”。據司馬遷的不完全統計,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即位,秦軍在歷次戰爭中一共砍下了敵人140萬顆頭顱。

    平民依靠耕戰實現階層流動的另一面,則是舊貴族的備受打擊。

    商鞅變法先用軍功爵制剝奪宗室貴族的世襲特權,“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出身論那一套不吃香了,一切都要憑軍功說話。再用“廢封建,行郡縣”的辦法,加強國君對地方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貴族分封、建立“國中之國”的特權。這兩點對秦國貴族構成致命打擊,商鞅因此得罪了大批貴族,“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作為對抗,以太子駟(即后來的秦惠王)的老師公子虔公孫賈等人為首,挑動太子去觸犯商鞅之法。商鞅也不是好惹的,身為“鐵血相國”,他為了確保法令的嚴肅性,決定對公子虔和公孫賈動刑,一個被處劓刑,一個被處黥刑。公子虔被打擊后,閉門八年不出。而這也為商鞅后來的慘死埋下了伏筆。

    貴族被壓制,但平民獲得晉升通道。商鞅變法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次實踐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戰制度,就是先秦的科舉制呀。司馬遷雖然很不喜歡商鞅及其代表的法家,但他還是在《史記》中對商鞅變法的反響給予了肯定:“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當然,我們需要分清,平民階層躍升,只是商鞅實行強國之術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就像他需要打擊貴族,確保國君一人的權威一樣,他對平民同樣沒有好感,在他的言論和政策中,經常充斥著愚民的思想,通過刑(刑罰)與賞(封賞)兩種手段,把百姓當作利用和控制的對象。這是商鞅被后世詬病的原因之一。

    他的改革催生一個強國,本人卻慘死,被非議兩千多年

    ▲公子虔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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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鞅的變法中,他唯一確保的就是君主(中央)集權。通過君主(中央)集權制的制度安排,驅動秦國國家機器,在戰國時期后半段的群雄爭霸中迅速崛起。

    整個春秋戰國,有兩場改革見效特別快,一場是春秋末期范蠡治理越國,另一場就是戰國中期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這兩人都僅用了20年左右的時間,就讓自己輔佐的落后窮國,一躍而成為強國。

    而當時方興未艾的諸侯爭霸戰爭,及時地檢驗了他們改革的成效。越國崛起后,越王勾踐發動滅吳戰爭,并成為“春秋五霸”最后一個霸主。而商鞅變法后,秦國開始向東收復失地和擴張,連連擊敗魏國。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即位前的大概110年間,秦國同六國作戰65次,其中58次獲得全勝,拔城147座,攻占下來的領土共建立了14個郡。后來,商鞅雖死,秦法未亡,終于在秦王嬴政時代滅六國,建立起大一統帝國。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業,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這說明商鞅變法的余烈,直到秦始皇時代,對于統一帝國的形成和專制王朝的建立,都有積極的影響。

    商鞅本人也因為這場成功的變法而實現了年少時的抱負,風光無兩。

    公元前340年左右,商鞅在秦魏河西之戰中使用詐術,俘虜舊時好友、魏國主將公子卬[áng]。此戰之后,魏國割河西之地獻秦求和,魏惠王后悔不迭,說我恨當年不聽公孫痤的話呀。

    此戰成為秦魏兩國實力轉換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因為此戰的勝利,秦孝公封商鞅于商地,號為“商君”,這是商鞅(原名公孫鞅)在后世被稱為“商鞅”的由來。

    秦國歷史上很少裂土封侯,商鞅是首例。以一人而封侯拜相,至此,商鞅可以說是權傾秦國。

    危機逼近。

    一個叫趙良的人,在商鞅最紅的時候去勸他歸還封地,退隱山林。據趙良說,商鞅在秦國的強力改革,招人忌恨,樹敵太多,以至于每次出門都要十幾輛車跟隨,車上全是全副武裝的衛士,沒有這重重警衛,商鞅連門都不敢出。所以趙良才勸商鞅改弦更張,急流勇退。

    商鞅不聽,他是一個典型的“恃力者”,迷信武力,對自己手中的權力,以及本人在秦國的影響力充滿了信心。

    但他的對手,以公子虔等人為代表的舊貴族,也非等閑之輩。當年被商鞅處以劓刑之后,公子虔閉門不出長達八年,靜待時機,其隱忍和冷靜可見一斑。

    這一切,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后,終于有了一個了結。

    《呂氏春秋》記載,秦孝公病重之時,有意傳位于商鞅,商鞅不敢接受。

    太子駟繼位為秦惠王后,各種攻擊商鞅的流言蜚語開始傳到這個新君的耳朵里。從根本上而言,在商鞅變法的20年間,他與秦惠王并無直接的矛盾,相反,他加強君主集權的舉措,對任何一個繼位的國君都是有利的,他是秦孝公的功臣,也可以成為秦惠王的功臣。秦惠王唯一擔心的是,商鞅權力太大,怕他會以臣欺主。攻擊商鞅的舊貴族,正是抓住這一點,向秦惠王進讒言:“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

    然而,就在對手欲置他于死地的關鍵時刻,商鞅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沒有繼續采取鐵腕手段,鎮壓反對者,而是軟了下來,向秦惠王請假送老母親返回故里。他可能希望暫時離開是非之地,來平息各種惡毒的誹謗之言。

    公子虔則瞄準這個時機,出手了。在商鞅告歸之后,這名當年的太子老師,向自己的學生秦惠王告發說“商君欲反”。“欲反”,想要謀反,沒有既定事實,但穩準狠。公子虔這一招堪稱歷代羅織“莫須有”罪名的鼻祖。

    秦惠王于是發兵追捕商鞅。

    另一邊,奉母返回魏國鄴地的商鞅,遭到鄴令的拒絕,不得入境。理由是商鞅在兩年前的河西之戰中以詐術俘虜魏公子卬,完全喪失信義。

    商鞅只得返回秦國,知道自己被追捕,開始了逃亡,然后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這次逃亡,商鞅還是想跑到魏國,但魏國不讓他入境,怕秦國怪罪到魏國頭上引發爭端。

    據歷史學者晁福林分析,無處可逃的商鞅,最終回到自己的封地,發動自己手下七八萬兵力,北出進擊實力較弱的韓國,圖謀在韓國西部地區發展。秦惠王發兵追擊,商鞅兵敗,被誅殺于澠池(今河南三門峽)。

    史書對于商鞅的死,有不同的記載。有的說他被車裂而死,有的說他死后被車裂,但不管如何,施以車裂的酷刑,可見秦國的貴族們對他恨之入骨。先秦最著名的一代改革家,把一個窮國改造成強國之后,自己卻落了個慘死結局,悲矣!

    他的改革催生一個強國,本人卻慘死,被非議兩千多年

    ▲秦惠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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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商鞅的褒貶毀譽,并未隨著他的慘死而終結,在此后23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他總是適時地被痛罵,或被懷念。

    有學者說,商鞅治國理論對中華制度文明影響巨大,以秦國(秦朝)遺產的形式,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多年。從國家建設及其歷史影響上看,先秦諸子無人能出商鞅之右。

    商鞅死后,他所制定的制度依然長期被奉行。秦國人也并不認為商鞅是個逆賊,而認為他是秦國的英雄。秦昭王時,范睢說商鞅“義之至,忠之節”蔡澤也說,是商鞅使“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

    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封商鞅為“圣人”。這跟我們現在對商鞅的認識相去甚遠,但也不難理解。畢竟每一派學說都會追捧本派的牛人,只是后來儒家獲得主流學說地位,我們也就自然認同了儒家體系的“圣人”,而商鞅則以殘酷無情、作法自斃的面目被后人記住。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關于商鞅的評說,到底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構建出來的?

    他的改革催生一個強國,本人卻慘死,被非議兩千多年

    ▲《大秦帝國》劇照

    司馬遷對商鞅的評說,在后世影響極大。無疑,他是一個嚴謹的史學家,但他同時有自己的偏好——他是一個儒家弟子,對法家相當反感。所以他在為商鞅作傳時,一方面肯定商鞅變法的成效,另一方面卻對商鞅個人全無好感,說他“天資刻薄”

    更典型的例子來自司馬光。這名撰寫《資治通鑒》的大史學家,同時也是一個政壇保守派,極力反對同僚王安石推行變法。在他政壇失意,以編撰《資治通鑒》度日的時候,他自然要把歷史上的變法者作為影射王安石變法的工具。所以,《資治通鑒》基本承襲了《史記》的內容,卻把《史記》褒揚商鞅變法的內容全部刪掉,僅留下貶低商鞅的文字。

    商鞅是一個悲劇人物,他有個人的局限,也有時代的局限,他對民眾力量的輕視,對嚴刑峻法的熱衷,都可以供批判和反思。但關鍵是,他死后的命運,已經無法被自己掌控,只能隨著歷史沉浮。每當這個國家面臨改革的關頭,他就會被作為一個符號被祭出來。

    西漢昭帝時期,鹽鐵會議上,朝臣桑弘羊等人與各地召集來的儒士,圍繞鹽鐵是否應由國家專營一事進行激辯。這是西漢乃至中國歷史上影響巨大的一次經濟改革會議。雙方都知道,引用歷史資源對于自己的立論很有幫助,所以就都找到商鞅身上。

    作為改革一方的桑弘羊,極力推崇商鞅,說商鞅變法“收山澤之稅”,使秦國強起來。反方則說,秦朝國祚短暫,正是商鞅變法害的,我們可不能學。桑弘羊逮住反方的漏洞,反駁說,商鞅死后100多年,秦朝才滅亡,跟商鞅沒有半毛錢關系。秦亡的原因應是秦始皇父子君臨天下,“邪臣擅斷,公道不行”。將秦亡之因歸結為商鞅變法,就等于把商亡之因歸結為伊尹之過一樣,無論在史實上還是在邏輯上,都是荒謬的。

    就像這場鹽鐵會議一樣,歷代圍繞著國家改革,都會拿商鞅變法出來說事兒。前面說了,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通過寫史書貶低商鞅,以表達對當下推行的變法的不屑。而作為變法一方的主導者,王安石卻對商鞅惺惺相惜,他寫詩說: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2300年來,商鞅是歷朝歷代改革者的一個鏡像。但凡改革者,都會推崇商鞅;保守者,則無一例外非議商鞅。作為社會主流思想的儒家,其構建的理想社會在上古三代,在遙遠的過去,這個理想經過王莽改制的折騰之后,大家都知道是不靠譜的。所以以后提改革,大家都會從法家,特別是商鞅變法那里尋找歷史資源。這是歷史上的改革者們擁護商鞅,并喜歡以商鞅自喻的主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外儒內法是傳統中國的普遍政治形態。外儒是見得人的,內法是得藏著掖著的。強調仁政、德治等儒家理念,是一個王朝的面子;使用刑賞手段、“利出一孔”等具體措施,則是一個王朝不能說的本質。所以商鞅雖然一直被使用,但他也一直需要受批判,受非議,這才能顯示出一個王朝的王道。

    與之相應的,各個時代以商鞅自喻的改革者,也難逃商鞅一樣用后即棄的悲劇命運。從桑弘羊卷入謀反案被殺,到張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每一個朝代幾乎都有一個挽救帝國危亡的“商鞅”,在完成他的歷史使命后墮入個人悲劇的深淵。

    每個朝代的“商鞅”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君子,但他們是做事的人,是解決問題的人,是愿意承認自己有缺點的人。這比起大多數只會掄起道德大棒打人,除此一無所長的“偽君子”,無疑要偉岸許多。誰才是歷史發展的推動者,也無須辯論了。正如魯迅所言:“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我看過一段關于商鞅被符號化的文字,謹引用于此,作為本文的結尾:

    天下若治,他便背負苛政、刻薄的罵名;天下若亂,他便成了能臣效仿的先驅。往者已矣,商鞅作為歷史人物早已蓋棺論定,對其個人的毀譽漸漸地與他本人和那個時代無關了。

    希望真正的商鞅能夠被世人看見,而不要被一直遮蔽下去,也希望每個時代的改革者,都不用再重蹈商鞅的悲劇宿命!

    參考文獻:

    [戰國]商鞅:《商君書注譯》,高亨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09年

    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鄭良樹:《商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朱立、端木佳睿:《商鞅歷史形象毀譽之探析》,《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晁福林:《商鞅史事考》,《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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